上外与鲁迅是很有些缘分的，虹口校区对面那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公园里正安放着鲁迅先生之墓。不仅如此，作为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其实首先是翻译家、语言文字学家，他的文学活动以翻译起，以翻译终，翻译的数量和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他的创作。

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的日记里写到：“……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玛理往上海大戏院观《Dubrovsky》，甚佳。”这“甚佳”的影片翻译者是姜椿芳。这部影片由普希金的小说改编而来，看片活动亦由姜椿芳组织。见鲁迅先生到来姜椿芳十分高兴，递上了为这次放映出版的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册，介绍说，册子里有关普希金生平和作品的叙述，就是根据鲁迅所主编的《译文》月刊的资料编辑成的。姜椿芳并且告诉鲁迅，这部影片译名《复仇艳遇》，是国民党政府电影检查会一再挑剔而改变，才成了现在的片名。鲁迅带着愤慨的口气说，检查官就是要把作品的题目改得面目全非，让人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因为影片即将放映，姜椿芳匆忙送给鲁迅两张赠票，恳请他下次再来看电影。未曾料到，这竟成了鲁迅生前所看到的最后一部影片。

新中国成立后，姜椿芳在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领导和直接支持下创办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正是今天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为了纪念与鲁迅先生的渊源，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文校名全称标准字就采用《鲁迅日记》（二函廿四卷）的手稿集字，自1956 年以来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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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鲁迅为邻

文 / 朱磊（语言研究院）

人长大了，对很多东西就变得麻木了。比如十二年前初到上外时，我对学校对面的鲁迅公园是那样神往，因为那里安葬着鲁迅先生，可是现在呢，我好像总要把自己像晒棉被那样使足了劲拍一拍，才能找到一点当初的感觉。朋友说，是“鲁迅”被我当成地名用得太久了，可我知道，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长大了。在成人的世界里，一切都是确定无疑而不必惊异的，“鲁迅”也不例外。当公交车上的机器一如既往地报着“鲁迅公园——到了”，车厢里忙着去办正事的成人们带着对生活一贯的笃定，认为自己听到了一个地名，于是：“到站了，快下！”；没有人会想到鲁迅，除非这时有个孩子突然说：“妈妈，鲁迅呢……”

后面的话我没有听到，因为我这个忙碌的成人也到站了。今天有口译证书考试，所以下车的人特别多。人群朝着和鲁迅公园一街之隔的一座巨大的门涌去，迅速汇合在门下，又迅速地分开。好像只有几秒钟，硕大的门洞里就只剩下了我一人，独自看着前方。不错，这就是我的母校上海外国语大学了。确切地说，这里现在只是本部，因为这些年来，母校就像所有的学校一样越长越大了。

校园里的成人们个个神情严肃，对此我早已习以为常。我们这里隔三差五就会有一场令成人们如临大敌的考试，叫他们知道出人头地的艰辛。说实话，在过去的十二年里，母校留给我的最深切的感受，也正是这俨然的成人气象。当然，学校里并非没有未成年人，相反，现在来这里的孩子是越来越小了。可是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成人的世界。校门口有专门的机构，为人们提供各种与外语相关的咨询（很惭愧，我也曾坐在那里为人咨询，虽然那些大大小小的考试和证书我现在还分不太清）。在这个时代，外语是成人世界里的一种重要资本，而且最好是在未成年时就去获取。这一点，对于已经搬到另一个校区去的所有本科生自然也是一样。这是他们将要进入的成人世界的现实。而成人们对于这里所进行的一切——包括它的目的、任务、价值……——的理解，其实就和他们对于“鲁迅公园”的感觉一样，都是那么笃定：在成人世界早已划定的生活地图里，谁不知道“外语”“口译”（现在还要加上“金融”“财会”“公务员”等等吧）这些站点对于成功之路有多么重要？那么就赶紧奔着去吧。

十二年前，当我决定来上外求学时，亲友们认为我大概也是选了这么一个站点奔着去了。而且他们觉得我没选好，因为我选择的“外语”虽然是成功之路上的重要一站，但它似乎并非终点。有人干脆对我说：“你这样以后去外国能干什么呢？教外语吗？”因为当时典型的成功人士好像都在国外安居乐业。不过，这个问题其实和去不去国外也没有关系，因为“只会外语”在国内也开始受到质疑了，有一句流行的话就叫“外语不是专业”嘛。

对于这些成人的顾虑，我满不在乎，因为我就是喜欢外语，这是唯一的、却不可动摇的理由。直到来到学校之后，我才惊讶地发现，那些源自成人世界的考量，在这里不仅早已成为共识，而且正在化身成一个个我不可能满不在乎的改革措施、培养方案，因为它们正试图构成我在上外全部生活的基础。从课程开始的第一天起，我的内心就没有停止过和这个基础里一些基本信条的辩论，因为我虽然明白成人世界的需求，却不愿停止像孩子一样地生活。在我的世界里，所有的语言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诉说着人类存在的神秘，它们在我的面前一一展开，既不是急需的知识，也不是复合的技能，可它们慢得深沉，纯粹得美，我不能不为之吸引，也不能不为之辩护。

我不相信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可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同道中人。身边这个偌大的外语王国，是隶属于成人世界的。每天，它都在各种场合反复向我传达着同一个提醒：请自觉适应成人世界的需求。如果外语没有学好，它会说：你们这样出去怎么得了？而如果外语学好了，它又会警告我们：你们只会外语出去怎么得了？于是大家都行动起来了，每天的行动又都在强化着那个提醒，并最终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场，从早晨睁眼的一刻起便笼罩着我们的生活。在这个气场中，我这样的人有时竟会摇身一变，成为适应成人世界的一种有些另类的榜样，因为这个世界对效率的追逐和对利益的渴求刺激着人们关于外语技能的种种极端想象：顶尖的外语人才，如果能够既会英语、又会法语、又会德语、又会俄语、又会日语、又会……哇塞，那还会是人吗，简直是一把超级瑞士军刀。

作为一把超级假冒的瑞士军刀，我不知替那把想象中的瑞士军刀担了多少烦恼。不过，有时我也想，这个世界当然是需要刀的，包括瑞士军刀。而在当下粗制滥造的风气里，如果谁能坚持造出真正好的刀，那的确也是件难得的事情。每当这样想时，我对身边的这个外语王国又会多一些理解，因为它原本就是为了满足成人世界的需求而建立的。六十年来，它最引为自豪之处，也正是自己精湛的水准、高超的技艺。它是尽职的，辛辛苦苦地对这个成人的世界尽职，所以苦口婆心地劝我们不断调整自己，以依从现实社会的原则。可问题在于，某年某月，它开始立志要做一所大学，而大学之为大学，却不在于它能培养技艺更高超、更实用的成人。恰恰相反，真正的大学总是不能没有孩子的。

所谓“孩子”，当然只是个比方的说法，就像所谓“成人”，和生理年龄并没有必然联系。比如安徒生，虽然活了七十岁，却是个孩子，因为成人不会说“在这个人烟稠密的城市里，人们一层堆上一层地住在一起”——房子难道不就是这么盖的嘛，有什么好稀奇？可孩子就是要稀奇一下的。刀当然也是很值得稀奇的，外语就不用说了。这些稀奇的东西，总会有人愿意抛开手头的一切去探个究竟，弄到最后，搞不好还要抛开茶饭，抛开家产，甚至抛开小命。这些人都是孩子。他们非常可爱，可他们既然连自己的一点生活需求也不想考虑，又怎么会去考虑成人世界对刀或者外语的那许许多多现成化的需求？事实上，恐怕也只有真正的大学才有胸怀容得下这些人，这些任性的小孩，如果成人世界的技术重地竟也要由着他们胡来，可怎么得了？

还有更麻烦的，因为孩子总是不停地问东问西，而且问得那么彻底、那么不留情面。比如我相信，在安徒生的那句话背后，其实就有一个问题，一个给所有城里人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住在一起，有什么意义？”这种问题可叫人怎么回答呢？也许你已经忍不住想说：“多新鲜啊！你放眼看看上海，大家不就是这么过的？别人都活得好好的，就你屁话多。”可是，这种回答只不过看似强势，它根本连问题的边都没碰到，而类似的问题简直无穷无尽。一个人如果没有准备好对自己生活的基础进行彻底的反思，是绝对受不了它们的轮番轰炸的。而那些坚持把成人世界的需求当作自己最高准则的人，若想继续保持镇定，就只好认为对方有毛病。——“这些人！整天玩虚的，对社会有什么用？”在学校里，我总能听到这样愤怒的声讨。可是，一所真正的大学，恰恰就不把现实世界的原则想当然地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因为这些首先是拷问的对象，并且正因为如此，真正的大学恐怕更加的现实，现实到要把我们光鲜生活的根基全都拔起来血淋淋地展览，用一个哲学家的话说，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完成的或者哪怕仅仅承受的”。

所以，一个已经是成人的人要想变成小孩子是很难很难的。有那么多的东西都不能放下，也不敢放下。因为没有了这些，他那笃定的成人生活就没有了方向、没有了基础——虽然他也不愿去想那个方向和基础到底是哪里来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每天，校园里笃定的人们仍旧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笃定地报名，笃定地“充电”，笃定地办证，笃定地规划人生，笃定地服务社会。小烦恼总是会有的，但那终究不是大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倒是：我们总也解不开“大学”这个恼人的谜。本来做了一辈子勤勤恳恳的技术部，可是现在插进来这样一件事情，真是叫人伤脑筋。答案想了一箩筐：大学能发四种文凭，大学的楼很大，大学人人搞科研，大学有基地，大学项目多……可是怎么听，怎么还是一个技术部。有一种说法叫“大学要有大师”好像挺好的，可是到了成人的眼里，大师不是很会写论文，就是一个技术部主任。

我想，不独是我们这里，其实各处的新老大学都饱受着大学之谜的折磨。而且，我们这里的折磨还算轻的，因为这里毕竟还在被成人世界用作技术重地，成人意识超强，所以一般人似乎都感染了些免疫力。比如“人文”这种东西，本来玄虚得吓人，但有免疫力的人可以把它叫做“人文知识”，然后它就可以慢慢地也被理解为一种技术了。而且我的一位老师就曾明确说过：你们是该学点这种“虚”的技术，但是必须先把“实”的技术学好。

如此一来，成人变小孩的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有了这样的免疫力，也就可以大致敷衍过去了。事实上，在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还能明显地感到“大学之谜”带给老师们的困惑，可是现在，因为有了许多新的说法，问题似乎又不那么严重了——虽然我瞪大了双眼，只是看到一个比以前更加忙碌的成人世界。

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我觉得成人世界的命运毕竟无法逃避的情况下，在我发觉自己竟也不可救药地长成大人的情况下，在我感叹连学生里的孩子也快要少到绝迹的情况下，有一天，我在母校新校区的中心建筑的中心看见了鲁迅先生的塑像。我是多么多么的吃惊啊，可这竟是真的——就在那片浩瀚的成人世界的中心的中心，端坐着这个全中国最任性、最彻底、最不留情面的小孩！当然，我立刻想到了我们在本部与鲁迅为邻多年的事实，而且既然我们的校名也曾经是用了他的书法集字，我们和鲁迅总还是有些缘分的。可是，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原来是把他看得那样重的，重到已经可以这样正式地崇拜起来了。难道是我误解了什么，还是我们这个成人世界根本疏忽了一点：要知道，这个孩子果真来了劲，能把脚下这片钢筋水泥的地面掀起来弄个底朝天，看看那下面都是些什么朽腐的臭物！

大概是我们麻痹了，或者是麻木了——就像我们对鲁迅公园、对外语、对我们成人生活里一切的一切都麻木了一样。鲁迅，他现在是成人词典里“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知晓古今、沟通中外的名人，又是我们的老邻居，那他不就是我们再理想不过的有缘人吗，所以很好很好很好。然而，如果我们只是这样想，那可就真是白白和鲁迅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因为他的名字绝不好刻在一个偶像的座上，他也绝不会带给前来朝拜的信徒一丝温暖和宽慰。因为他永远只与外面那个黑漆漆的现实同在，因为他要给我们看的，正是一个被孩子用所有的问题拷问得体无完肤的世界。

这样的人我知道的不多，因为大家都渴望一种精神的抚慰以使自己过得定心。大概希腊人可以算个例外吧，因为他们从小就知道诸神的意志是不可捉摸的。在我们的世界里，人们每天互相笃定地说：刷牙可以防止蛀牙，运动可以使人健康，可是希腊人则会说：如果你喜欢刷牙和运动，那你就去做吧，但如果诸神要你生虫牙，如果诸神要降给你疾病和死亡，那便是你的命运。因此，希腊人是有悲剧的，而我们只有悲惨。因为希腊的孩子不需要神的眷顾，他们从小就有直面现实的、深沉的灵魂；而我们的成人生活在虚假的希望中，哪一天，如果听说某个熟人好好的就得了癌症，他们就仿佛突然看到了虚无的深渊。

鲁迅不是我们这样的成人，他早就知道虚无，他在黑夜里的战斗绝不是为了一个充满假希望的白天。

所以，当一个坚守着各种来自白天的现成信条的、笃笃定定的世界，居然尊奉起了黑夜里的鲁迅先生，这可真是叫人吃惊。

不过矛盾的是，能看见鲁迅先生，我又在私心里觉得无比的高兴。因为他让我想起一种不麻木的生活，让我感到一种真实的痛苦，虽然空头的希望是不能给的，但这就没有白活啊。况且，有他在，校园里至少就有了一个孩子，而且是一个永远的孩子。这或许是一个好兆头？

啊，等一等，我怎么当场就开始空头地希望了？还是不要这样吧，虽说在这个六十年的仪式性的时候，撒一点空头的希望也是常情。

唉，所以说——又是鲁迅说的——立论？难！好话总是容易说的，可“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这样血淋淋的现实的话，又有几个人能够坦然承受呢？

不过，既然我们是开始欣赏鲁迅了，那么我们恐怕就得有这样的准备。如果我们真地愿意与他为邻，就得先问一问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沉思现实——首先是关于自己的现实——的勇气？比如，在这个仪式性的时刻，若把那些让人自恋的成人世界的褒奖统统抛开，我们到底还剩下些什么？如果说未来的希望就像地上的路本是没有的，我们又怎样用双脚去踏出一条真实的道路，无悔地走下去？

原题为：“与鲁迅为邻——写在母校成立六十年之际”（选自《语魅芬芳一甲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5-161页）